摘要：随着时代推进，广州这座城市变得越来越大，也越来越现代化。当越来越多广州人的下一代已经不会讲广州话，当越来越多熟悉的街巷社区消失于城市拆迁建设之中，西关就成为了我们回不去的地方，也成了挥之不去的乡愁……
我虽然是在东山出生的，但我的童年，其实是在西关度过。每逢周末或者假期，我都会跟着妈妈回到多宝路外婆家。那时的西关，对我来说不是历史名词，也不是文化符号。它就是生活本身。不过，有趣的是——尽管我在西关长大，但对西关的认识其实和很多老街坊一样：一知半解，甚至以讹传讹。
直到后来，我接到新世纪出版社的邀请，创作《童行永庆坊》——这套关于广州西关历史文化的有声绘本。那段时间，我才第一次真正坐下来，把自己从小习以为常的那些地名、故事、人和语言，一条条重新查证、梳理、厘清。这时候我才发现：原来我们很多以为“理所当然”的事物，背后常常藏着比想象中更复杂、更有趣的历史脉络。
“广州有西关，那有没有东关、南关、北关？西关是不是等于现在的荔湾区？”上次在广州一间小学做分享，有个同学问了我这个问题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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在 1921 年建市之前，广州是一座有城墙包围的城池。它既是广东省的省城，也是广州府的府城，同时还是南海县和番禺县的县城。而“西关”，其实就是城墙西面的近郊地带。所谓的“关”，指的就是城门和关闸，并不是行政区名称。很多人以为“东关”就是“东山口”一带。其实不是。东关的位置在东濠涌以东，也就是今天的中华广场、东较场一带——因为那里已经出了东城门了，而东濠涌就是护城河。现在你仍能在地图上看到“大东门”“东关汛”这些遗留的地名。
至于南关，就是今天的天字码头附近。那一带以前还有个“南关电影院”，巴士站至今也叫“南关”。那为什么偏偏没有“北关”？原因很简单：广州城北是越秀山，古时候人烟稀少。不像东南西三面的城郊，可以形成了一定的聚落。若在清朝，从北门出去，可能要走到三元里，才会看到真正的村落了。所以从历史脉络上说，“北关”这个地方，自然就不存在。在清代，西关通常指：北到西村，东到人民路一带，南面和西面就接近珠江。但不会包含荔枝湾和西村，那些地方在当时仍属于乡村。
过去的西关还细分为“上西关”和“下西关”。东北地势较高，叫上西关；西南较低，叫下西关。不过界线并不算清晰。大概来说，以长寿路为界，北边属上西关，南边属下西关。虽然西关曾经富甲一方，也和东山一样成为广州的重要文化符号，但它从来都不是一个正式的行政区。
清末时，这里属于南海县。1921 年广州市政厅成立后，西关才逐步被纳入市区。1950 年，原“逢源区”与“黄沙区”合并，才有了“荔湾区”。之后城市不断扩张：2002 年并入大坦沙岛，2005 年合并芳村，才形成今天横跨珠江两岸的荔湾区版图。直到 2006 年，《西关传统街区与荔湾区风情保护规划》这份官方文件才第一次正式划定了西关的范围：北到中山八、中山七；东到人民中、人民南；西南直到珠江，并把陈家祠纳入其中。
所以说：荔湾区，是行政区；西关，是文化地理。一个是城市管理需要的划分；一个是广州人心目中留下来的地方记忆。
前几年，荔湾区有过一条旅游巴士线路，以“千年西关发现之旅”作为宣传。但一位乘坐过这条线路的外省游客就问我，她在西关所看到的建筑，大多只能追溯到清代。那——西关真的有‘千年历史’吗？”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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其实西关有没有千年历史，要看你用什么角度来衡量。如果从地质角度来说——地球 46 亿年历史，哪里不是“亿万年”？但我们讨论的是“有人类文明的历史”，那就完全不一样了。公元前 214 年，秦灭六国后，再攻下岭南地区，在今天广州中山路、北京路交界处建立了番禺城。这是广州建城历史的开端。
而在那时候的西关一带，直至隋唐之前，基本还是海面、河道、滩涂交替的水岸地带，并没有形成大片可居住的陆地。
比如，古羊城八景之一的“浮丘石”，就在今天西门口、中山七路附近。在古代，它是一块四面环水的小石岛。再比如，下九路北侧的“西来初地”，是为了纪念南北朝时期，天竺高僧菩提达摩东渡中国，在这一带登陆而命名的。这些都说明：那时的西关，更像是江边的一片滩地。
到了隋唐以后，上游不断冲积泥沙，西关一带才逐渐形成了河涌密布的沙洲和沼泽。
但总体来说，地势低洼，常年受洪水侵扰，不适合发展城市。直到明清时期，西关平原的地貌，才慢慢演变成我们今天看到的轮廓。其实，你翻开广东的古地图会发现：整个珠江三角洲，大量土地都是泥沙冲积出来的。像今天的中山市，在清朝叫香山县。嘉庆年间的地图上，它还是一个海岛。所以在明清之前，西关一带的居民大多只可能是围垦的农民、捕鱼的渔民，肯定谈不上什么城市文化。
真正让西关“崛起”的，是明清两代实行“一口通商”，全国海运贸易规定只能在广州进行。西关因此迎来了第一次大规模发展。明朝人黄佐曾写道：“东村、西俏、南富、北贫。”意味着，这时的西关一带已经开始繁荣起来了。到了清代乾隆二十二年（1757 年），朝廷进一步下令：洋人来广州做生意，不得进入城内。于是，就在西关城墙外，建立了洋人活动区——也就是后来著名的十三行。
为什么选在西关？因为这里地势平坦、便于建设，且紧邻珠江三条河道交汇的白鹅潭：往东，可以走黄埔港出海；往西，可以进入西江流域到内陆。交通条件优越，是天然的“国际贸易区”。就这样，西关很快成为洋行买办、外贸商人的聚居地，也是外销手工艺加工的中心。整个区域因此迅速富裕起来。
当这里的人富起来以后，衣食住行、文化娱乐自然随之升级，他们的生活品味，逐渐影响了整个广州，甚至影响整个岭南。这，就是后来“西关大屋”“西关小姐”“西关口音”出现的社会基础。换句话说：没有十三行，就不会有我们后来熟悉的那个西关。
有一位看过 TVB 电视剧《东山飘雨西关晴》的香港读者，就在网上问我：“究竟什么人才算‘西关小姐’？她们是不是要嫁给‘东山少爷’，才叫门当户对？”这个问题问得既好玩，又很典型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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正如前面说过，自十九世纪起，十三行成为中国唯一的对外贸易窗口。随着买办、富商、手工业者聚集，西关很快变成广州最富裕、最国际化的社区。那时候广州最显赫的“潘、卢、伍、叶”四大商人家族，为做生意方便，平日也大多住在西关。直至后来西关开始变得拥挤，才开始在河南建别墅。这些洋商买办的女儿，从小生活在华洋杂处的环境里——父母视野开阔，家境优渥，也有机会读书识字、学习洋务。于是，便出现了一个特殊的女性群体：既懂规矩，又懂时髦；既守传统，又接触新观念；既能写毛笔，又能说外语。
广州人便把这类女孩称为 “西关小姐”。后来，这个称呼又慢慢扩大，变成所有生长在西关的未婚姑娘的代名词。
现代不少文艺作品，会把“西关小姐”写成“岭南新女性”的象征。但真实情况，往往比文学作品更复杂。像我自己的外婆，就是一个典型的西关小姐。她出生在一个大家族里——祖父有九房太太，吃饭时要敲钟召集一家人。外婆自小接受良好教育，一手楷书写得漂亮极了，我小时候的毛笔作业，都是她“代笔”。她在女子师范学校毕业，懂英语，还会一些日语。
可是，尽管有这么好的教育背景，她毕业后最终只在一家公司做了半年会计，然后不到十八岁左右就嫁给了我外公，从此专心照顾家庭，一辈子没有再工作。
所谓典型的西关小姐，都只不过是一个时代转型时期的女性群体：外在的新潮与内在的保守并存，既被时代推着向前，也被时代束缚着脚步。那“东山少爷”呢？其实“东山少爷”这个概念，出现得比“西关小姐”更晚。
二十世纪初，广九铁路通车，在大沙头设站，东山庙前直街设铁路道口——于是有了“东山口”。
当时，基督教会在东山一带兴建教堂、学校、医院、慈善机构等，刚好遇上美国排华，于是就吸引了大量归国华侨在此购地定居。东山很快发展成广州第一个带有欧美风格的中产阶级社区。
所谓“东山少爷”，就是来自这些华侨家庭的子弟：不一定特别有钱，但往往受过良好教育，懂英语，懂钢琴，喝咖啡，有文化品味。他们的生活方式，代表着广州最早的现代都市青年形象。不过，我曾经非常尊重的一位媒体前辈，就对这两个称呼特别反感。他多次公开说过：“西关小姐是不正经人家生的私生女。”“东山少爷是军阀生的二世祖。”这些言论就引起文史界很大争议。
他的看法，可能受年轻时“上山下乡”的阶级教育影响太深。但从历史研究的角度来看，这类说法既不严谨，也太武断。
无论是“西关小姐”，还是“东山少爷”，都只是特定社会结构下自然形成的群体象征。他们反映的是广州近代化过程中文化的碰撞和阶层的流动。他们既没有神话般的光环，也不需要被污名化成阶级对立的符号。历史，最怕的就是“浪漫化”与“妖魔化”。反而最值得我们学习的，是那一代人怎样在大时代的夹缝之中成长、挣扎、改变。
在岭南地区，广州话一般是被看作粤语的标准音，所以在广东、广西不同城市，以及港澳的电视电台，粤语播音讲的都主要是广州话为准的。而另外还有很多人认为，最正宗的广州话，应该是以西关音为标准的。有些自媒体博主，甚至有人抛出了与西关音对应的是东山音这一种说法。
那究竟，西关音是不是广州话的标准音，另外究竟有又有没有‘东山音’的呢？”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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虽然西关在清末之前只是城郊，但到了近代，因为富商、买办、店铺云集，这里成为一个生活方式、文化习惯都与城内略有不同的社区。那个时候并没有电台电视这些公共媒体，所以当阶层不同、生活环境不同，语言亦自然而然会形成差异。久而久之，“西关音”便成为一种带着独特气质的广州话。这种口音在发音和语法上，都与城内音有些微妙差别。
比如：城内人说“边度”，西关人会说“边处（syu3）”；
城内人说“喱啲”，西关人说“依啲”；
城内人说“瞓觉（fan3）”，西关人讲“瞓（han3）觉”；
城内人说“使用（sai2）”，西关人读作文读音“使（si2）用”；
城内人骂人“死（sei2）人头”，西关人会骂“死（si2）人头”；
城内人问人“要唔要”，西关人习惯问“爱唔爱（ngoi3）”。
语法上也略有不同。比如城内人说“畀个西瓜我”，西关人会说成“攞个西瓜过我”。听起来既文雅又有点特别。
那时候，城内人觉得西关人说话有点作状，于是编了一首童谣来取笑他们：“阿四阿四，攞条锁匙，开个夹万，攞两毫子，买斤荔枝，唔爱黑叶，要爱槐枝。”重点是在齿音那里，但我就学得不是很像了。
这首童谣，一方面是玩笑，另一方面，也说明西关口音在当时的社会辨识度之高。不过，网上有些自媒体后来把“城内音”误称为“东山音”，又或者强行杜撰一种“东山音”出来与西关音与之相对应，这其实是胡说八道的。
东山也是城外地区，发展时间比西关晚得多。后来迁入的，大多是归国华侨，还有铁路局和军区子弟，他们的母语有台山话也有北方话，差异比较大，所以就并没有形成所谓的“东山音”了。
在清末民初，“西关音”一度被认为是广州话里最“体面”、最“富贵”的口音。在省港澳一带，早期聘请电台播音员或者电影配音员，都以西关口音为标准。而直到今天，粤剧舞台上仍然沿用西关口音来念白。
不过，在语言学上，《广州话字典》一般还是以“城内音”为标准音，而“西关音”会被标注为异读音——也就是说，它是常见的民间读法，但并非官方的标准。时至今日，“西关音”已经逐渐淡出了日常生活。你只有在老一辈粤语说书人、或者上世纪的粤语长片里，还能听到那种充满过去时代气息的语调。它是那个时代的声音，也是属于广州人的一份独特记忆。
广州的城门早在一百多年前就拆掉了。但“西关”这两个字，却一直留在许多土生土长广州人的心里面。因为西关从来不只是一个地名。它是一种语言的腔调、一种家族的血脉、一种街巷的生活方式、一种城市的文化印记。
随着时代推进，广州这座城市变得越来越大，也越来越现代化。当越来越多广州人的下一代已经不会讲广州话，当越来越多熟悉的街巷社区消失于城市拆迁建设之中，西关就成了我们回不去的地方，也成了挥之不去的乡愁。因为那里既是广州的过去，也是我们自己的过去。各位自己友，你们有没有在西关生活过呢？你对西关又有些怎样的印象呢？
原创文章，作者：劳震宇，如若转载，请注明出处：《西关：广州人回不去的乡愁？》https://news.gznf.net/story/161327.html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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